摘要：鉴于此，司法独立、司法审查的宪政价值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实现了司法裁判请求权的宪法化，此后，区域联盟法律、国际公约规定了裁判请求权，将其看作是一项普遍性的国际人权，并成为人权保护机制的国际评判标准。 ...
在党政关系上，我们历来在两种思路中徘徊：一是一元化，二是党政分开。
注29同注13，有的同志或许对十三大报告的权威性报告提出疑问，这可以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回答。注34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年1月22日对一起蓖麻油案作出裁决，裁决被告濮源公司给付原告四强公司蓖麻油等并赔偿损失37.8万元。
这一宪政分权的制度与此前的公检法集权的政法委员会制度格格不入，因此政府的政法委员会制度一度消失。注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中国最需要重树司法的权威……赵作海案已经表明，政法委制度已经严重干扰了司法，必须尽快废黜。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
党不能因为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工作……注221953年，周恩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内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负责人，主张政府工作必须坚持党政分开。1958年人口402700人的安徽凤阳县，在公安大跃进中公安机关逮捕、拘留3154人，管制1400多人，批斗2000多人，打击所谓反革命366人。[19]（二）宪法文化在中国的批判性重建所涉及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我们的文化传统。
自晚清以降，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在中国宪法领域中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冲突的结果是宪法传入中国后被中国传统文化所重构。以宗法关系为基础，形成了一整套迥异于西方的社会秩序，即宗法秩序。[1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45页。尽管近代中国也颁布了数量繁多的宪法和宪法性的约法，但是真正的社会秩序仍然是追求国家权力一元化的传统宗法秩序。
在近百年的近代中国立宪运动中，这样的例子可谓是比比皆是，俯首可拾。[3]参见前注[2]，陈晓枫、易顶强文。
关于这一点，在近代中国的立宪运动中，无论是在对宪法的理论认识上，还是在宪法文本上，亦或是在宪法的实施过程中，都得到了大量而充分的印证。但是，他们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并不缺乏产生民主和自由的宪政文化的文化胚芽。[17]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否则，我们又会落入到洋务运动中所倡导的中体西用之类的旧模式之中。
对此，近代中国的立宪史提供了大量而详实的证据。【注释】[1]参见杜维明：《儒家人文主义与民主》，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而维持在法律有效性向度中的这种张力，又要求对法律作权威性运用的政治权力以合法的形式加以组织，于是建立权力分工、合作和制约机制就成为宪政法治国家的核心内容。法律的约束力来自于法律的实证性与合法性主张的结合，两者之间的张力体现在法律强制和自我立法的理念之间的关系方面，法律强制可以确保公民对法律规则的普遍遵守，自我立法的理念则有助于确认法律规则本身的合法性。
立法程序成为任何人主观任性的羁绊。[7]基于立宪主义基础之上的法治图式，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价值诉求，这种自由主义的法治模式强调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把个人权利与政治权力视为对立的两极，它强调政治权力的运作以不危害个人权利和自由为界限。
在自由主义模式中，对司法与行政的严格法律限制导致了经典的分权格局，其前提和目的是对国家权力的任意意志进行法律的规制，以防止其对公民自治领域的侵犯。[21]沈宗灵：《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页。
公民自觉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自觉守法，依法主张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履行法定义务和承担法律责任，并且能够积极行使政治权利，参与国家权力的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过程，以保证其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而言之，公民角色及其交往行动中的团结就成为现代法律的合法有效性基础。法治社会与宪政国家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社会不仅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过程进行社会整合，而且通过市场和以行政方式的运用的力量进行系统性整合[18]。在这里，生活世界是从社会学观察者的视角出发被客体化。在这个法律共同体中，调节共同生活的规范性原则，要么已经由传统来保障同意，要么可以根据规范地接受的规则而形成同意。法律应当由一部分人制定，在立法时这部分人无从预见这些法律对具体人和事的影响，而在法律制定之后由另一部分人即司法机构实施，这有利于防止立法者的偏向对公共正义完整性的侵损。
这样的规范只能是一种权利体系，它赋予主观行动自由以客观法强制。为此，我国必须借鉴世界通行的做法，用宪法形式确立裁判请求权，保证任何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诉诸法院获得公正裁判，使司法成为法律纠纷最重要的解决机制，并通过其权威性影响促进一些纠纷能够在非讼机制下获得较为公正的解决。
三、权力受法律的控制宪政意味着个人必须能够采用某些程序方法去质疑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的行动是否符合宪法、是否符合保障人权的宗旨。注释:[1][美]C.H.麦基文：《宪政古今》，翟小波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法和政治力量之间内在的联系反应在主观权利的客观法蕴涵中：其一，对平等的主观行动自由的权利之保护预设了一个制裁权威—一种为获得对法律规范之尊重而运用合法暴力手段的组织所具有的制裁权威。[23]在普通法系国家，如果法院解决案件涉及到立法部门通过的法律有违背宪法的嫌疑，涉及到对行政部门实行了法律范围以外的行动或错误地应用了法律，法院必须对此进行审查裁决，如果案件涉及到立法和行政部门之间的权限争议，法院必须用司法程序解决其争议。
[20]控制权力有多种途径，但法律程序是控制权力的最有效的制度机制。警察、检察官和文职官员在他们工作的每个阶段也都在进行解释……这些解释与法官解释的区别在于，司法解释具有权威性品质，而其他官员的解释，尽管通常被接受为有效解释，但原则上要服从司法审查。立法程序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对于保证立法的科学化、规范化，减少或避免立法的随意性以及保持法律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权威性，更好地发挥法律的作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人民与其代表相较，以人民的意志为准[26]。
立法程序恰恰为人们之间的妥协提供了一个机制。裁判者的中立要求法官作为裁判的主体在冲突的诉讼各方之间以不偏不倚的立场进行裁判，而不受任何其它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因素的干扰。
简言之，国家之所以作为制裁权威、组织权威和执行权威是必要的，是因为法律必须被实施，……政治权力只有通过一种以基本权利形式而建制化的法律代码，才能发展起来[17]。[5]权利体系要能够生成和实施，只有通过那些作出对集体有约束力之决定的政治组织才能实现，政治权力通过法律形式为权利体系的确立和实现提供了可能途径和基本保障。
[8]在昂格尔看来，为了确保普遍性，行政必须与立法相分离。权力的分立越彻底，人权的不可分割性就越有保障。
一个集体要成为一个法律共同体，必须拥有一个被授权代表整体而行动的中央权威，这就涉及到国家的自我维持问题。内容提要:宪政的实证评价标准至少涉及到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宪法是否规定了合理的权利体系与权力结构，实现了对权利和权力的平衡配置。[8][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卷），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18～219页。以此形成的法律体系是否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提供了必要的法律生活模式。
《法治研究》2010年第10期 进入专题： 宪政 。立法程序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关系到立法过程、立法活动的正当性和所创制法律的公正性。
而立法机关的构成、人员组成是社会利益集团利益分配的中介。司法行为主要是一种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独立进行判断的活动，而程序平等性是实现这种判断过程、产生公正结果的必要条件。
法治要求宪法确立一个完善的基本权利体系，这个体系应该包括个人自由、作为一个法律共同体成员所应当享有的成员权利、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机会均等地参与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法律创制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其中，人权保障是宪政的价值目标，宪政国家和法治社会是宪政的结果状态。
